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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创业史》来到《白鹿原》陈忠实的两次转折

2020-09-12 13:38:16 来源:洁洁网
“公社是棵灵芝草,凭咱大伙育苗苗,谁要敢摘一片叶,贫农广运绝不饶。咱要跟着共产党,朝着共产主义跑,楞格跑!”

  这篇题为《一笔冤枉债——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断》的快板词,发表在1965年1月《西安晚报》上。据学者李旺考证,这是陈忠实先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

  所谓“楞格跑”,大概是“使劲一直跑”的意思。从全篇看,前半部分写1949年前,主角陈广运家的地被地主霸占,父亲被气死,母亲改嫁;而后半部分则写1949年后,陈广运40岁娶到老婆,盖了四间瓦房,箱子里还有了新衣衫。

  在当时,这种写法颇流行,无非是用夸张的手法,让“新旧社会两重天”显得更直观,作家几无创造余地,更无形成风格的可能,只好靠“楞格跑”之类方言取胜。可见,陈忠实创作的起点并不高,很难想象,写出这种东西的人后来还能写出《白鹿原》。

  从公式化写作到启蒙语境

  陈忠实的早期小说如《接班以后》、《高家兄弟》、《公社书记》等,均属公式化写作,无非是将人物分为好坏两种,彼此因阶级不同必然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,所有正面人物都必须“三突出”。

  1976年第3期《人民文学》上,发表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《无畏》,其中塑造了一位在“造反”中起家的公社党委书记。因这篇小说,陈忠实不得不辞去行政职务,转去郊区文化馆工作,而这段挫折却意外地帮助陈忠实完成了创作上的第一次突破。

  在此之前,陈忠实的创作总以“历史代言人”的面目示人,似乎历史规律尽在掌握,而这,或是来自柳青的影响。

  陈忠实见过柳青三次,但陈忠实只是听众,双方并无直接交流,但柳青的代表作《创业史》是陈忠实的最爱。陈忠实曾说,他看过这一名著无数遍,因随身携带而遗失,他前后竟买过9本,由于对书中内容太过熟悉,以至于翻到任何一页,都能读下去。

  在《创业史》中,有强烈的“千禧年主义”的色彩,即:坚信历史将重新开始,持久的幸福会迅速到来,但在此之前,善与恶、光明与黑暗注定会有一次决战,而在这个“最后的审判”中,立场将决定一切。

  在柳青那一代作家中,许多人都持此观点,如胡风便写过抒情长诗《时间开始了!》,以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。

  “千禧年主义”的优点指明未来,最大化地激发出个体的使命感,从而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,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:人们会在决定论的迷惑下,沉入“理性迷狂”,明明在犯错,却自以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,满怀自豪地走向集体悲剧。

  1982年初,陈忠实参加“分责任田”运动,他被农民们的热情惊呆了,因为这是用以往政治教条无法解释的现象,他写道:“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,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《创业史》,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,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行走。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,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,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。”

  事实证明,历史不是一个工程,可以让我们坐在办公室,用公式推算一下,便能预测并把握它,历史是一个系统,它有太多变量,在它面前,人类的理性实在太渺小也太脆弱。

  看到历史本身的丰富与多元,再加上个人际遇的浮沉不定,陈忠实的心态从青年走向中年,从“强控制”转向“弱控制”。自1978年后,陈忠实更多是在启蒙语境下写作,这包括他1979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《信任》,以及《幸福》、《霞光灿烂的早晨》、《猪的喜剧》等,陈忠实逃离了政治语境,却投入了社会语境,从“政治决定一切”转向“社会决定一切”。

  摆脱“绝对正确”投奔历史

  然而,仅仅几年后,陈忠实又再次逃离了启蒙语境,投入到《白鹿原》的创作中,这使他从同代作家中脱颖而出,这是陈忠实创作上的第二次突破。

  其实,启蒙主义也是一套决定论话语体系,依然带有“千禧年主义”的色彩,它也坚信:历史总在往前发展,理性会引领我们走向未来。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,历史决定论后来得以大行其道,当然,启蒙主义也产生了另一条思想路径,即尊重传统、尊重多样性,对理性的效用持审慎态度。

  在相当时期,后一思想路径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,无非是第一条路没走通,便投向第二条,以为这就完成了反省,其结果无非是在用新的决定论替代旧的决定论,依然迷醉在“绝对正确”的幻觉中。

  从创作看,“历史代言人”的面目依旧,只是换了一套台词,当年名噪一时的《沉重的翅膀》、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等,今天回看,硬伤累累。

  陈忠实为何能迅速摆脱启蒙?或者,是曾经的历程给他留下太深印象,从全情投入,到美景幻灭,其震撼已非逻辑可解释,我们都曾以为能解释一切,可总有一种痛能让人觉醒——甚至解释本身,都是可疑的。

  不少读者不喜欢《白鹿原》,认为它荒诞不经,且有模仿痕迹,比如黑娃与《静静的顿河》中格利高利·麦列霍夫过于相似,学者宋剑华指出,田小娥也非原创,是对著名秦腔剧目《游西湖》中主角李慧娘的大胆移植,《白鹿原》还模仿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墨子·非攻》的部分情节,乃至曹禺先生《原野》的剧情。宋剑华认为:《白鹿原》绝不是作者天才运作精心独创的文学“经典”,而是一部杜撰历史与发泄情欲的“拼凑故事”。

  或者,应该换一个角度看《白鹿原》,它真正的亮点在“用写史的方式来写小说”,历经政治图解、社会图解之后,陈忠实终于回归了小说本身。那么,当小说不再强调政治功用、社会功用之后,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小说?《白鹿原》给出的答案是:它还可以是历史,可以展现几代人的苦难与挫折,而小说所呈现的那份“私史”,恰好是“公史”经常忽略、无法涵盖的。

  如果从史的角度看《白鹿原》,则模仿、相似便不再重要,因为陈忠实已超越了写一个生动片段的层面,他要呈现的是一段历史的无序、复杂和无奈。

  用“写史的方法写小说”,自《百年孤独》以后,在中国已颇流行,包括余华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路内的《慈悲》等,其实都可视为“私史”,所不同的是,余华、路内明显取径西方现代创作,而《白鹿原》虽然也模仿了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,但它有更多传统的影子。

  可以反思《白鹿原》的种种缺点,甚或批评陈忠实意识中的种种不足,但我们始终不能忘掉,一个作家真诚地沉入现实,而不是一味地去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,即使起点有点低,不算天才,认识也未必高明,可他依然能写出不朽之作。

  如果说陈忠实是伟大的,那就是:他真的蹚出了这么一条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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